經過70余年的發展、特別是入世20年來的快速騰飛，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已然根本改變，中國產業政策、中國經濟目標相應需要及時從單純“趕超”轉向兼顧“防范被趕超”，中國經濟產業發展思維方式需要從直線發展思維方式轉為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思維方式，推動中國工業螺旋升級。發達國家“去工業化”最終造成虛擬經濟泡沫不斷膨脹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前車之鑒，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巨變，都在進一步加劇這一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國際經濟地位根本改變
毫無疑問，不用說與新中國成立之初、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就是與入世前夕相比，中國在全球經濟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也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
就與入世關系最直接最緊密的貨物貿易而言，2001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2662億美元，占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后于美國（7308億美元，11.9%）、德國（5708億美元，9.3%）、日本（4035億美元，6.6%）、法國（3218億美元，5.2%）和英國（2731億美元，4.4%）。到2009年，中國就超越德國登頂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出口大國。到2020年，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全球貨物貿易萎縮8%、商業性服務貿易萎縮21%、外加美國對華貿易戰大幅度升級的極端情況下，中國全年貨物貿易出口額仍增長至25904億美元，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170700億美元）的15.2%，美、德、日占比分別為8.4%、8.1%和3.8%。2021年1至11月，中國貨物貿易出口30265億美元，同比增長31.1%，在全球主要經濟貿易大國中繼續一騎絕塵。
就工業和國內生產總值（GDP）而言，2001年至2020年間，以現價計算，中國工業增加值從43854億元增長至313071億元，其中制造業增加值上升至26.6萬億元，占全球比重近30%，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從84152億元上升至1083658億元；GDP規模從110863億元上升至1015986億元，自2010年以來穩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且趕超美國之勢日益顯著。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可以看到，201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占份額已接近1950年代初美國在其實力鼎盛時期和平年代所能達到的高峰，這一事實更充分地顯示了中國經濟貿易地位的根本改變。1948年，美國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份額高達21.6%，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歐、日本工業生產和出口尚未從毀滅性的戰爭破壞中恢復過來。到1953年，歐洲、日本等經濟恢復工作基本完成，開始步入經濟增長快車道，美國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份額便下降近1/3到14.6%，隨后多年穩定在此水平。1963年，美國所占份額是14.3%，1973年為12.2%，1983年為11.2%，1993年為12.6%，2003年為9.8%，2015年為9.4%（因剔除數額巨大的再出口而與上一段數據略有出入）。中國1948年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占份額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亦即美國在其實力鼎盛時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額。其后數年，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占份額持續保持在14%上下。
從“趕超”轉向兼顧“防范被趕超”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開放環境下，以產業發展政策為代表的一國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依據本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而制定，目的在于改善本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處境；這就要求一國既要保證經濟政策有足夠穩定性而不可高頻率更改其基本導向，又要在經濟社會基本面發生重大變化時及時調整。在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歷程中，諸如此類的政策及時調整和螺旋式升級屢見不鮮：
改革開放后中國剛開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面對基礎設施落后、熟悉掌握國際市場規則的人才短缺、外部市場對中國了解和信任不足等嚴重短板，大力度財稅優惠是當時用以降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不確定性、提高預期收益的必要工具，有效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資涌入中國，中國在較短時間內便從外商直接投資近乎空白躍居全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到本世紀初，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投資者公認的投資熱土，連續多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直逼世界最高，無須額外財稅優惠，外商對華投資的不確定性也已經夠低，預期收益夠高，而外商投資企業超國民待遇在國內造成的市場扭曲等負面影響已經相當明顯且日益上升；此時，中國轉而實施企業所得稅、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外商直接投資也仍然持續扶搖直上。
2018年3月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后，“新冷戰”之說亦一度甚囂塵上，在此環境下，中國加大力度穩定外資預期和流入。貿易戰爆發僅3個多月，7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六穩”方針，“穩外貿”“穩外資”赫然在目；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提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六保”。2020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穩外貿穩外資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提出15項穩外貿穩外資政策措施。從表面上看，當前的“穩外資”與本世紀初之前的大力招商引資有相似之處，但這是在更高層次上開展的招商引資，不是“兩稅合一”之前依賴給予外資身份超國民待遇來招商引資，體現出了外資政策的螺旋升級。
與此相仿，在入世20年后的今天，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的根本性巨變，決定了中國需要相應調整其整體經濟政策目標。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政策目標長期是單一的“趕超”；隨著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地位巨變，隨著中國在越來越多領域成為越來越多后發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學習、效仿、追趕的對象，中國經濟政策的目標也需要相應調整，從長期追求的單一目標“趕超”轉向從“趕超”轉向兼顧“防范被趕超”。相應地，中國產業發展政策、貿易政策的一系列導向和具體措施都需要調整。
此前多年，我們曾致力于強調發展現代服務業而不必同等強調發展制造業，致力于強調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而不必同等強調發展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致力于強調提升一般貿易出口占比而不必同等強調加工貿易，我們將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一般貿易占比上升視為產業結構升級的標志而孜孜以求；時至今日，中國一般貿易已連年占貿易總額60%以上，機電產品占出口總額近60%，高新技術產業占出口總額30%左右，我們必須回過頭來重新強調發展制造業，在制造業中強調鞏固發展紡織服裝、家具裝飾、玩具箱包等傳統制造業，在對外貿易中強調鞏固、發展和提升加工貿易。
為什么？
因為中國這樣人口數以十億計的大國，其產業結構不可能如同某些富裕小國只有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產業鏈上的高端環節，需要有足夠龐大的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制造業，在制造業和整條產業鏈中需要有足夠龐大的賬面利潤率微薄的“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形成包羅萬象的產業結構和各種縱向橫向一體化的產業集群；只有這樣，現代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產業鏈上的高端環節才能在本土獲得足夠廣大的需求支撐其生存發展，各類產業、特別是前沿先驅產業才能有便利的配套支持，才能形成無與倫比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而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先天優勢，才能為經濟社會遭遇不可避免波動沖擊時的韌性奠定基礎。
進一步看，社會能否長期穩定與保持活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給社會勞動力提供足夠多的自食其力的機會和依靠自我奮斗向上流動的空間，避免社會固化。而“高端產業”同時意味著高門檻，“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意味著低門檻。一個大國社會倘若都是“高端產業”而“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稀少，就意味著很多原本可以從事“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合法勞動的有尊嚴的自食其力勞動者喪失了自食其力的機會和尊嚴的基礎，最多只能淪為仰給于社會福利救濟對象，意味著依靠自我奮斗向上流動的機會之門收窄。
入世之前，我們無需刻意強調鞏固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基礎和加工貿易，因為那時中國50%的就業還在于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2001年全國就業人員總數72797萬人，第一產業就業36399萬，這一結構決定了彼時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加工貿易具有無與倫比的天然強大比較優勢，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風險是被鎖死在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而喪失向上突破、攀升的能力。時至今日，中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已在全世界占據重要地位，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加工貿易的比較優勢則因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而遭到削弱，重蹈西方國家因極端環保主義和過度福利而“去工業化”的風險也開始露頭；在這種情況下，回過頭來重新強調發展制造業，在制造業中強調鞏固發展紡織服裝、家具裝飾、玩具箱包等傳統制造業，在對外貿易中強調鞏固發展和提升加工貿易，避免高端產業因基礎削弱而淪為無根之木勢在必行。
“去工業化”警鐘頻響
進一步審視第二產業、工業的一系列指標，可以看到，工業絕對萎縮的風險并非不存在，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比高峰時期一度減少10萬億元，最值得我們警醒。
自1978年全面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工業產出迄今一直保持逐年增長態勢，在按當年價格計算的GDP構成中，工業產出從2001年的43854億元逐年上升至2020年的313071億元。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指標在2016年達到1158999億元的高峰之后轉而下行，2018年跌落至1057327億元的谷底，比2016年減少101671億元，降幅8.8%，其后雖有回升，但202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仍比2016年的高峰減少75340億元，降幅6.5%。而在此期間，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口徑未作調整。
從就業人數來看，入世之后中國就業指標逐年遞增的態勢也在第二個十年里發生了轉折。2001年，中國就業總人數為72797萬人，2014年達到76349萬人的高峰，到2020年已下降至75064萬人，減少1285萬，降幅1.68%。其中，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數在2012年就達到23226萬人的高峰，占當年就業人員總數的30.4%；到2020年，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數已經下降至21543萬人，減少1683萬，降幅7.25%，在就業總人數中占比下降至28.7%。
紡織服裝是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也是多數國家工業化的起點。選擇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年）、2017年（貿易戰爆發前夕）、2020年三個年度，比較“紡織業”和“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兩個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指標，可以看到，2017年這兩個行業平均用工人數雖然比2008年有較大幅度減少，但總資產、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均達高峰，特別是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比2008年近乎成倍增長。到2020年，這兩個行業總資產比2017年小幅下降，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平均用工人數均減少1/3左右。
在國際競爭中，中國紡織服裝業迄今表現良好。與2010年相比，中國服裝出口占全球市場份額雖然從36.6%下降5個百分點至31.6%，紡織品出口所占份額卻從30.4%上升13.1個百分點至43.5%。但如果忽視強本固基，這一龐大傳統產業及其關聯的需求、就業仍然存在不可忽視的流失風險。
中國須力避“去工業化”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展通常是波浪形前進、螺旋式上升的，而不是直線前進或上升。“去工業化”風險并非無路可解，此時回頭來重新強調鞏固傳統制造業基礎，也并不是要復制20年前模式的傳統制造業和加工貿易；除了避免復制西方國家極端環保主義和過度福利失誤之外，中國要避免“去工業化”、產業空心化之誤，就需要“上要通天”與“下要入地”并舉。
所謂“下要入地”，就是要在最基層給最傳統的產業、最傳統的分工方式提供發展條件，充分發揮其活力和宏觀經濟作用。如河南的“巧媳婦工程”，推動服裝產業下鄉進村，農婦不用出村，利用農宅房院即可安裝生產設施承接分包業務，成品由分包商檢測收購，大幅度降低各方面成本，保持傳統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力。
所謂“上要通天”，就是要在更高層次上、運用前沿科技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和代工體系，實現中國傳統制造業和代工體系的螺旋升級，而此舉又能為中國方興未艾的IT科技產業創造新的國內需求，從而加強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相互促進。在實踐中，這樣的案例已經涌現許多，如百年老廠江蘇南通大生紗廠紡紗車間完成了智能制造改造，越來越多的家具制造企業采用智能制造系統。即使河南紡織服裝業的“巧媳婦工程”，其管理系統也完全可以引進前沿信息科技，從而保障、提升產品質量，提高就業靈活度。（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來源： 中國商務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