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專家發文稱，不能讓經濟增速跌破“6”的界限，增長是硬道理，為了保證經濟增長速度不進一步下滑，我們需要采取有力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輔之以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且我們有相當大量的政策空間。
這是一種具有誤導性的觀點。首先，這種主觀判斷會在社會上制造一種經濟惡化的預期。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有一定影響力，更應該謹慎和專業。其次，這也是一種計劃經濟思維，正是這種計劃經濟思維的存在并影響到宏觀經濟管理，才會長期積累結構性問題。
“采取有力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輔之以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確保高于6%的增速”的建議，以兩個判斷作為基礎。
一個判斷是，中國政府能夠掌控的凈資產大約為17萬億美元，并有2萬億美元的海外凈資產。因此，在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問題時，這些財富可以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
這種論調在過去十幾年中，每一次要求政府擴大財政投資的時候，都會被提出來。但是，政府持有的資產價值不是固定不變，當財政危險到需要出售國有資產的時候，差不多也是該國貨幣大規模貶值的階段，國有資產的價值會大幅縮水。而海外凈資產也會隨著外債的不斷增加以及順差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另一個判斷是，不要高估地方債務的嚴重性，并且認為企業杠桿率高在相當大程度上同我們的制度特點和歷史原因相關。此外，沒有人說得清，當杠桿率達到什么水平時會導致危機。也就是說，認為地方政府債務與企業杠桿率過高不是問題，因此還有繼續加杠桿的空間。
這種主觀判斷是罔顧地方政府、企業以及家庭部門杠桿率已經比較高的現實。如果再考慮到投資回報率已經大幅降低，以及單位GDP增速所需要的投資量不斷上升，還包括擴張性政策刺激房價不斷上漲推高家庭部門的杠桿率，中國繼續采取刺激性政策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長期以來，一種頗為流行并且看似專業的觀點認為，只有增大分母（更高速度地做大GDP）才能降低杠桿率，而且也只有在高增長中才能調整結構。但是，不斷利用債務創造GDP的做法，雖然增加了一堆分母（基建、房地產等），但杠桿率并未減少，結構也沒有得到改變，因為基建與房地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會對制造業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優化結構。
上述文章還認為，現在很多問題不是之前的4萬億計劃造成的，而是4萬億計劃退出太快造成的。事實上，雙刺激并沒有過早退出，而是先后實施了3輪刺激（2009-2010年、2011-2012年和2015-2017年），并且前兩次收緊措施都由金融創新所抵消，因此，大部分時間都是不斷加杠桿的過程。現在的問題主要是由于重復刺激造成的。
首先，我們認為，要重視經濟下行帶來的壓力，避免經濟失速產生的風險。這需要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但這種增速不是以具體數字為目標，而是以經濟的穩定性及就業等為指標。為此，可以靈活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但絕不是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
其次，繼續通過擴張性政策保增長會產生信任危機，即重新進入“緊縮-擴張”的周期性刺激運動，市場不再相信改革，而是繼續信仰保增長。信任改革而采取行動的市場主體會受到懲罰，而那些深信保增長邏輯的投機者會繼續逃脫清算。
當前，中國的問題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既包括供給質量，也包括收入分配等問題。改善結構性問題是一個行穩致遠的過程，不可能短期內就解決，這也是絕大部分經濟體無法有序解決結構性問題的原因。我們應該珍惜現在還有結構性改革的空間，努力把握時機，而不是為了一味保增長而把所有的政策空間都用掉。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改革正在闖大關，我們一定要堅持，不能因為經濟增長放緩就放棄。
（牛潤興）